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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綠化的商業操作

來源：未知作者：admin 發布時間：2013-07-28 04:40

在上海，市政規劃要求“每間隔500米就要有一塊3000平米的綠地”，看起來這似乎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現在上海市民已經可以享受到這種環境帶來的清爽。上海市農委主任袁以星介紹說，這些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引入了企業概念，使綠化工程得以用更市場化的方式進行運作。而這種“政府＋企業”的綠化模式正被許多專家認為是一個可以效仿的成例。“以房養綠”1992年以前，上海的綠化工程并不是其他城市羨慕的對象。袁以星回憶說，“當時上海的森林覆蓋率只有12％，在一項關于上海向國際化發展的規劃中，環境綠化存在的缺陷被認為是最大的障礙。”傳統的做法是政府財政每年拿出2500萬元用于城市綠化，但這種輸血方式要與城市發展保持同步顯得有些力不從心。而上海政府的綠化目標近乎苛刻，要求“點上綠化成景，線上成蔭、面上成林、環上成帶”，內外因素的夾擊使決策者們感覺到，惟有使城市綠化具備造血功能才是切實的出路所在。上海市出臺的具體做法是醞釀一家“自負盈虧、通過市場競爭綜合開發、積累資金、直接用于綠化建設”的企業。1992年，由市農委和建委各出資1000萬元設立的綠地集團就在這種背景下誕生了。表面上，這是一家房地產公司，但它的首要職責卻是綠化上海，在許多上海人的眼中，這是一種“政府＋企業”的全新樣式。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綠地的資產規模膨脹了19倍，累計投入綠化資金近3億元，共建城市綠地260公頃。袁以星認為這些成就并非偶然，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完美的設計，在配套環境的支持下，取得成績是必然的”。綠地集團公司成立的宗旨是通過市場化運作將所得利潤無償投資綠化建設，所以，如何取得利潤顯然是一個大問題。集團總裁張玉良的思路是“以房養綠、以綠促綠”，也就是最終向房子要錢。在很多地塊，綠地集團先進行大規模的公共綠地建設，這是他們必須履行的職責，但綠化的結果會使當地房價因為環境改善而提升，公司就可能通過運作房地產項目取得收益。綠色戰術已經成為綠地法寶。在房地產經營中往往被采用，他們會承諾在50畝的土地上將建設10畝綠化園區，這會對客戶產生巨大的吸引力，而一般的房地產商是沒有這種能力的。而這些措施在政府部門被看作是一種典型的“組合拳”：公共綠地建設踏上了由政府財政和市場機制組成的雙軌列車，而政府則從一種低效率的桎梏中解脫了出來。第二財政在綠地集團擴大的同時，也有很多人提出質疑：僅僅依靠一個公司能滿足城市綠化的整體要求嗎？根據調查，綠地集團每年能夠提供的綠化基金基本保持在5000萬元左右，而上海市的全年城市綠化投入達到了20億元，這種比例的確使人們有理由懷疑它的真實功效。在這個問題上，上海的官員有與眾不同的看法，他們更關注綠地經典工程的示范作用。袁以星解釋說，企業化運營之后，使重大綠化項目的興建有了質量保證。綠地集團的經典之一——陸家嘴中心綠地工程已是上海最著名的景點之一，南外灘濱江綠帶、上海科技館外環境綠化、國際兒童康復中心綠地、延安路江蘇路綠地等現在都已經成了上海的標志性綠地，這種示范效應以及精品感覺正逐漸成為上海重要的環境語言，從這個角度觀察變遷，純粹意義上的數字面積變得不再重要。可是如果把利潤全部用于綠化，企業自身的發展將無法避免地陷入停滯，同時機制問題也會成為一個瓶頸。1996年，綠地集團被列入上海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單位之后，新的綠地集團注冊資金1．6億元，其中9000萬元作為綠化基金股，4000萬元作為企業發展股，職工參與股為3000萬元。張玉良評價說，明晰的股權關系使公司發展與公共職能統一了起來，多少利潤用于綠化，多少利潤用于積累，可以通過股本比例的結構看得清清楚楚。政府部門固定的市政投入資金，通過企業化運作產生增值，并被投回到市政建設中，得到的是一個兩全其美的結果。而政府也認為，這種模式開辟了城市綠化的第二財政渠道。政府態度是成功關鍵當上海成為中國許多城市的榜樣之后，一些人希望把“綠地模式”進行全盤拷貝在本地實行，但張玉良總裁告戒說，這一模式的能否實行，核心問題在于政府的態度。事實上，在綠地集團自身的擴張中，張玉良也沒有過多采用他在上海的成功做法，原因在于不能保證當地政府會像上海市府一樣對他們予以切實的配合，而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完全的企業化經營同樣面臨著規模制約和回報風險。就是在上海，同樣存在克隆失敗的案例。當綠地模式效果初現之時，許多區政府開始在轄區內推行這一經驗，但成功者寥寥無幾，專家們認為，這與需求總量不無關系，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衡量能否拷貝“綠地模式”的標準。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經濟學家唐豐義認為，上海市在城市綠化的商業經營過程中，選擇了具有互補性和高利潤的房地產行業作為掛靠，房地產行業的突出特性在于存在間歇性周期，持續發展的條件就是需要相應的市場空間，需求不足的結果將不可避免地使資金循環陷于惡性，所有的美好規劃都變成了畫餅，因此，考慮本地實際的消化能力及可持續能力是其中必需的環節。作為主管單位之一，上海市農委在綠地模式的推廣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袁以星認為，“政府的作用在于服務，對于市場環境，企業比官員更清楚，為什么我們要固執于自己的理解而在不經意間成為企業的絆腳石呢？”他的自信來自于綠地目前的產權結構，“18．8％的股份掌握在經理層和普通職工手中，他們把身家都押在企業上時，愿望就變得簡單了，在這個時候，職業生涯比投資股票更有可控性”。唐豐義評價說，很多地方不缺少有實力的企業，但投資綠化事業仍被視為畏途，不單單是由于這個行當的利潤率較低，更大的原因在于他們無法得到更多的支持，而改變這一切，首要的前提在于政府觀念的革新，這是經濟因素之外不可忽視的環境條件，在很大程度上，它決定著上海的做法能在多大的范圍內被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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